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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ＴＯＢＢ曾经愤怒...
July 30 三十岁的朋克 万岁还是万碎？(下) 废墟上的复兴 “也许没有一支乐队能达到‘无聊军队’的高度，但是朋克音乐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朋克在中国还有前途。”吕玻坐在他的新办公室里说。仿佛和他当初参与制造的朋克运动一样，经历了整整一年沉寂的嚎叫唱片也准备在今年卷土重来。在新的五道口，13俱乐部和D-22似乎已经接过了“嚎叫”和“开心乐园”的衣钵，成为地下青年啸聚的新根据地，Old school和New school打扮，掺杂着街头嘻哈风已经成了北京新一代的标准范儿，在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随处都是，不再有警察或成年人驻足观望。而在8年前朋克热浪中各显神通的主角们，也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坚持、传播他们的理想:“朋克文化在8年前一枝独秀的原因，就是我们当时可选择的东西太少了，朋克从基本音乐形式上前期和后期没有显著的不同，但是它带来的生活方式，从服饰，意识形态，自费巡演，DIY，小样唱片，体力劳动，却在北京乃至中国青少年中普及开来。现在无论给它贴上一个什么标签，在90年代末朋克运动之前，直到90年代末，中国的年轻人都没有自己的青春期文化。”颜峻对记者说，作为曾经的“愤怒乐评人”、在“嚎叫”和“开心乐园”Pogo的常客，他感觉自己现在更多地顾及具体的工作:从Sub Jam唱片的出版，水陆观音的演出，到为《通俗音乐》和《音像世界》写稿:“愤怒来自委屈，对很多东西就是一知半解，但是你知道多了之后，就不会去争一个对错。以前在需要愤怒的时候制造愤怒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更需要的是别的东西，做正面的事情上。”沈岳虽然不再演唱，但他仍然活跃在五道口。作为ZUBS的DJ，他现在沉迷于Housey音乐，每周二都有演出，并且和朋友成立了自己的独立DJ厂牌PM Price，下个月开始每周六在安贞附近新开的本佛利山打碟。“朋克对我来说只是一种音乐形式，现在除了电子，能够打动我的音乐已经很少。”当被问及如果从头再来，还会不会选择朋克这一生活方式时，“会，但是我会做得更好。”他审慎地回答，“当初太年轻，叛逆的东西太重，很多好的机会都毁了，比如1999年，Channel V和北京媒体办的X2000世纪出口新音乐发布会上，竹书文化的老板沈永革说如果获得名次，就给我们出一张专辑。然后决赛的彩排上，我们对调音师不满意，狂骂，结果没想到他就是沈永革。下来后他对我说，本来你们名次是第二，但是你们骂人，取消比赛资格，当时想想无所谓，现在就不同了。” 的确，在所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参与者心目中，虽然1998年的五道口不过是死磕过程中的一段往事，然而它却准确无误地打中了每个人青春最脆弱的一点，仅仅这一点就值得终生铭记。“我到现在也不太清楚朋克究竟是什么，但是它让我发掘了当时内心深处某一方面，一种与生俱来的情绪。”现在做着安利销售和自由撰稿人的赵星在2004年完成了她的自转体小说《过去式》，以朋克三和弦式的速度和简洁回顾了8年前的五道口时代:“骨子里的东西是不会变的。”当我们问沈岳，一直以来是否有什么不变的原则时，得到的答案就是：“说你想说，做你想做的”——一句来自A-boy经典老歌“OIOI无政府主义”的歌词。■ 朋克之死 1975年8月的某一天，一个叫约翰·莱登（John Lydon）的垃圾工走进一家名叫“性”的服装店闲逛，正好遇到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店主马尔科姆·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麦克拉伦一眼就相中了一脸坏相的莱登，劈头就问:“你想当乐队主唱吗？”从此，朋克就死了。 ◎袁越 朋克（Punk）这个词在英文里有前卫、反叛的意思，但还是让我们把定义缩小一点，看看朋克音乐的来龙去脉。 真正的朋克音乐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反流行、反权威、自娱自乐。这三个条件只有在摇滚乐出现之后才有可能被满足。摇滚乐出现以前，音乐是一个需要拜师的艺术，音乐家是一个需要苦练基本功的行当。摇滚乐的出现改变了一切，造就了一个庞大而权威的流行音乐市场，但其本身又是简单的，很容易被效仿者们DIY（自己做）。玩摇滚只需要两把电吉他和一个鼓就可以了。吉他插了电就可以轻易地弄出很大的响动，鼓只要使劲敲就能发出更大的响动，再加上一个会吼几声的主唱，齐活儿！ 60年代中期，美国的商店里出现了一批廉价的吉他贝斯鼓，年轻人纷纷在自家车库里玩起了“披头士”那样的摇滚乐。他们其实根本不会乐器，只要把电吉他弄出声音就满足了。少数人学会了几个基本和弦，就敢在街区为伙伴们开音乐会。其中稍微富裕点的孩子甚至自己投资，找个小录音棚刻上几百张唱片，分发给学校里的同学们。这些乐队被称为“车库摇滚”（Garage）乐队。在其鼎盛时期美国大城市20岁以下的男青年中有一半都曾在某个车库乐队里玩过音乐，这些乐队完全具备了朋克音乐的所有特征，但主流音乐圈却很少有人提到过他们的存在。 1972年，一个名叫伦尼·凯（Lenny Kaye）的年轻人把他收集的很多车库乐队的唱片编纂成一套合集，取名为《珍品》（Nuggets），收录了20首车库乐队的作品。唱片内页里有这样一段文字:“立场、形象和DIY精神是定义‘朋克’唯一需要的三样东西，如果音乐碰巧还成的话，那是意外之喜。”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这20首歌曲绝对不是车库乐队的代表作，它们只是其中比较好听的几首歌而已，恰恰最不能代表这股风潮。 但是，历史是不会记住这群默默无闻的年轻人的。历史需要的是明星，以及他们带来的轰动效应。麦克拉伦深知这一点。这个曾经参加过法国学生运动的造反派不但喜欢标新立异，而且更喜欢赚钱。他发现纽约有一批车库乐队在和传统摇滚乐对着干，便立刻赶过去，当上了其中一支名为“纽约玩偶”（New York Dolls）乐队的经纪人。他强迫乐队成员在舞台上披着象征共产主义的镰刀斧头旗，以期能惹恼台下的观众，可惜乐队成员更喜欢酒精和毒品，很快便把自己搞废掉了。 眼看“玩偶”们指望不上了，麦克拉伦便放弃了这支乐队，回到伦敦，和几个常来店里闲逛的玩摇滚的小混混成了朋友。当他看见莱登的时候，立刻知道这个混球就是自己想要的人。那天莱登穿着一件“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乐队的T恤衫，却在乐队名字前别了个胸针，上面是“我恨”这两个字。要知道，当时英国乐坛正被像弗洛伊德这样以艺术高超见长的乐队所统治，要想从他们的碗里分一杯羹，只有打倒他们才有可能。麦克拉伦喜欢莱登的反叛立场，便让他当场试唱了一首名叫《十八岁》的歌曲。莱登完全不会唱歌，不但走调，而且语调总是恶狠狠的。唱完，麦克拉伦拍拍莱登的肩膀说:“你被录取了，但是要改个更狠一点的名字。”于是，一个名叫约翰尼·罗顿（Johnny Rotten）的主唱横空出世。Rotten这个词有“腐烂”的意思，后来国内有人联想到罗顿的一口烂牙，把他的名字翻成了“烂牙强尼”。 麦克拉伦为乐队取了个名字:“性手枪”（Sex Pistols）。这个“性”其实是他自己的服装商店的名字。乐队开始在伦敦一些小型酒吧演出，“烂牙强尼”咒骂性的演唱方式和乐队粗糙但却充满速度和暴力的音乐风格为他赢得了一批叛逆青年的喜爱。这些人大都没有职业，前途渺茫，正愁没处发泄过剩的荷尔蒙。他们幻想被人注意，便穿起带钉子的上衣，身上挂满铁链，这些带有明显SM倾向的衣服都可以在麦克拉伦的服装店里找到，而且价格不菲。 有了这批年轻人的支持，麦克拉伦手里就有了谈判的筹码。1976年10月，英国最大的唱片公司——百代以4万英镑的签约费签下了“性手枪”，这份合同据说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写出来了，为的就是赶紧把这棵摇钱树揽至帐下。 一个月后，“性手枪”在百代的第一首单曲《联合王国的无政府主义》（Anarchy in the UK）出版。为了宣传这张唱片，麦克拉伦利用自己的关系为乐队争取到一个上电视的机会。那个节目的主持人故意引诱他们当众骂人，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对他们说:“给你5秒钟，再骂几句狠话。”结果乐队成员真的很配合，公开说出了英文里那个4字母单词（Fuck）。其结果就是英国电视界一个不大不小的丑闻，嗅觉灵敏的英国娱记们立刻闻到了鱼腥味，集体扑了上去，为“性手枪”乐队做了一次免费广告。 “电视脏话门”发生后，这张唱片的销量立刻直线上升。可是，麦克拉伦忘记了一点:媒体需要的是可控制的混乱，一旦局面失去控制，后果就会不堪设想。“性手枪”公开挑战英国社会所有的规矩，遭到大众更加强烈的反击，乐队成员们多次遭人身攻击，莱登不得不雇佣一个保镖来保护自己。百代唱片公司终于不堪舆论压力，拒绝再生产这张唱片，并于次年1月和“性手枪”解除了合同。离开百代后，“性手枪”又签过两个唱片公司，而且都是主流公司，但是都很短命。1978年，乐队不得不解散，但是，朋克这个词终于被广大听众所接受，还被写进了摇滚历史教科书，并成为一种风格一直延续到今天。 几乎所有的摇滚历史书都把“性手枪”当作朋克音乐的鼻祖，并把他们成军的那一年当作朋克元年。其实，从他们发迹的历史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商业运作案例，麦克拉伦才是乐队真正的幕后黑手。朋克们所标榜的独立精神和DIY理念在“性手枪”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踪迹。 当车库音乐被“性手枪”所取代的那一刻，当你我这些普通人也知道了这个词的时候，朋克就 死了。■ 滑板男青年与朋克 大鸟的滑板丢了，坐在台阶上看别人玩。“朋克只是玩滑板的一小部分。他们听朋克，穿得另类，不合群，大部分是种姿态。在中国朋克与滑板结合得不那么紧密，大部分玩板的人都把这当成体育运动，最多一块吃个饭，没有朋克那么多夜生活。看今天在这玩的，哪个像是朋克？”大鸟30多岁，玩滑板十几年了。有人指着他说:“朋克，元老。”记者就过去问他:“你是朋克吗？”他立即否认，然后说了上面一番话。 文◎于萍 摄影◎关海彤 每周末，王府井教堂前都有“滑板活动”。这帮滑板男青年从20出头到35岁的都有。不仅没有预想中朋克的细腿裤，铁链，莫霍克头，甚至连所谓“滑板服饰”也不明显。他们大都是旧T恤，牛仔裤，唯一的统一特征是脚上的滑板鞋。还有几个光膀子的喜欢把内裤边露在外面。 韩征28岁，1995年开始玩滑板。他说中国的滑板青年受美国“滑板录像”影响非常大，以往是从国外带回来的，现在从网上下载。通过录像知道了滑板运动的传奇人物托尼·阿尔瓦。阿尔瓦时代的滑板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还是藐视障碍、挑战法律、危险性和破坏性并存的叛逆行为。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滑板与酗酒、磕药、性爱一样，是“反文化”运动的一个标志，与朋克有先天的亲近性。但现在，美国的滑板玩家形象也已经温和了许多。许多玩家由滑板产品公司资助，很容易被“塑造”成某种形象:以往可能比较朋克，现在又是休闲时尚形象。为了推销产品，商家喜欢在T恤、短裤、太阳镜等“软产品”上做文章。中国的滑板运动尚处于美国的初级阶段，但因为缺少商业操纵，玩家都比较随性。韩征说，一块玩的人性格都很随和，没正形，喜欢嘻嘻哈哈，凑在一起为了气氛，图一高兴。大家也不讲究“装备”，只有他比较挑:“我一定要穿黑色的滑板鞋，白鞋显脚大，玩不好。” 唯一承认是朋克的是冯刚，玩滑板15年。他喜欢滑板是因为动画片《丹佛，最后一只恐龙》，他经历过北京滑板的几个“时代”:90年代初期的公主坟时代，那里有个自发的小团体——三脚猫滑板队，成员有包子、夏天等。之后是天安门和“地通”时代，天气好就在广场玩，天气不好转到北京站地下通道。1995年后天安门不让玩了，改为朝阳门华普超市;后来超市门口修起了停车场，滑板青年聚集到了王府井教堂。“我们让教堂门前灯火通明，这话听着挺带劲的，其实就希望有个好场地。”冯刚把滑板玩家分成三类:朋克。玩法上动作不流畅，但很激烈，经常有高难度的技巧。一般都比较瘦，穿骷髅恤，瘦腿裤子。“也有玩得好的，可大部分就摆个样子。好多朋克都哈日，其实他们不知道日本的朋克也是跟美国学的。”还有一类是Hip-Hop，玩法很有节奏，跟这种音乐有关，穿着很街头。另一种是“纯滑板”。仅仅把滑板当成种极限运动，“追求超越生理极限时所获得的愉悦感、成就感”。冯刚承认自己是朋克，但是“英式朋克”:玩法更加柔和，装束更轻松舒适。他齐耳长发，T恤仔裤确有英范儿。“‘美式朋克’太闹了，而且有点脏。”冯刚说。 教堂前的这帮滑板玩家除了脚下的板，以及跳大乱(腾空360度翻板)时带劲的表情，看不出与其他街头青年有什么分别。韩征以前是做公关的，冯刚是个程序员，还有几个是画画的。只有22岁的王鑫是“职业玩家”，他以“跟滑板死磕”在圈子里小有名气，期望当职业赛手，有公司赞助。他脚踝处有个文身，帽子也歪戴，看上去比较另类。问他是不是朋克，他立马急了:“我才不是朋克呢。他们脑子都有毛病。”■ 三十岁的朋克 万岁还是万碎？(上) 对于向着一切理论权威竖起中指的朋克文化而言，三十而立是句虚妄的判断。它似乎刚刚上路，又似乎已经未老先衰。我们甚至连它是什么都没搞清楚，现代工业社会底层青年的自娱自乐？一场持续了30年的文化革命？抑或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阴谋？从纽约CBGB俱乐部、伦敦国王街，再到北京的五道口，一个模糊的理想像幽灵一样游动，历代地下青年只能通过它显露的只鳞片爪来揣摩朋克的真实面目。 June 29 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
查建英 一、 北京市第二监狱位于这个城市的郊区，驱车过去，单调乏味的路上看不见任何标识。入口隐在离公路大约0.1英里的后方，我通常要不断提醒出租车司机留意左边的岔道，不然很容易错过。拐进岔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扇暗灰色金属大门，沉重，镶白瓷砖的拱形边框。门内站着挎长枪的警卫。四周的高墙盘满了电网，最大限度的安全设施。在紧邻大门的等候室，我把钱包和手机放进带锁的保险箱，然后出示证件，等候传唤。多年探监下来，警官们都认识我了，但仍对我保持着职业性的疏远。我探视的是我哥哥查建国，一位民主志士，他以“颠覆国家罪”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建国于一九九九年夏天被捕，消息传来的那个时刻在我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正站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郊外一个朋友家的厨房，喝着现磨的咖啡，浏览那天当地报纸的头条，那是一则关于中国刚刚测试发射导弹的新闻，据说射程可达阿拉斯加。消息最后一段报道了建国的审判。我感到一阵惊讶和愤怒。与此同时，作为他的妹妹，我深感自豪：建国的所谓颠覆行为，是在中国协助组建了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C.D.P）。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敢于组建和注册一个独立政党。这一切，建国和他的同道们是以完全公开、和平的方式去进行的。现在他们为此进了监狱。 七年前我刚去探访的那段经历相当艰难。每次我都必须申请特别许可。三十分钟的会面，两三个警卫一直在建国和我的两侧陪伴，包括一个专职监管“特别”囚犯的“特管处”官员。入狱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两年之前，建国身上的变化令我震惊。他剃了“犯人头”，穿着灰底白色斑马纹的粗棉囚衣，由于严重的沙眼和感染，他的两眼汪着水，手和脸都是浮肿的，指甲呈紫色，明显严重营养不良。我们面对面坐在一道厚厚的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通过电话听筒交谈──电话竟然是鲜亮的蛋黄色，就像儿童用的玩具电话。那些日子，我们的交流似乎紧迫而又意味深长。最初几次探视后，我会见了监狱长，他是一位年轻人，出人意外地彬彬有礼。（“你以为我们都是青面獠牙的恶魔吧？”他笑着对我说。）我跟他讨论了很多有关建国健康状况的话题。几个星期内，我的两个最主要的请求有了结果。建国乘坐一辆重兵押送的封闭厢车，离开监狱前往一家不错的市立医院，在那里接受了身体检查。随后，他被从那个关押着11个杀人犯的嘈杂牢房，转移到一间不那么拥挤、比较安静的囚室。 四年前，我迁回北京，为中文杂志撰稿，并在一所学术机构工作。去北京市第二监狱探监，成为每个月的例行事务。我试着和坐在等候室“书桌”后的图书检查官谈天。亲属可以给被探视者带书，但必须经过检查官一一把关，所有“不适宜”的读物会被当场退回。任何可疑的政治读物都有可能被拒绝，但一本《哈维尔文集》却通过了：检查官盯着封面上这个神色阴沉的洋人头像看了半天，却不知道此人是谁。 “会见室”是一间毫无特征、整洁的大房间，几排固定在地面上的天蓝色椅子安置在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你可以看见外面精心修葺的花园，两个心型的花床。更远处，是一排灰色的水泥筒子楼，囚犯们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他们每个星期放两次风，每次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你甚至看得见看守领着囚犯，一字排开，从那些楼远远地朝这间会见室走过来。 几年下来，我渐渐变成了众多探视亲属当中的普通一员。虽然电话仍被监听，但警卫早就对监视我和哥哥失去了兴趣。时间过得飞快。建国和我像两个不常见面的老朋友一样聊天。我一般先是询问他的健康和大致状况，再报告些亲朋好友的近况。然后，我们可能会谈起他最近阅读的书，或者讨论一下新闻热点，比如伊拉克战争、二ＯＯ八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有时我们甚至会小心谨慎的交流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最后，我会列一张购物单。监狱允许每个犯人每月拥有八十块钱（大约十美元）的零花钱，前来探视的家属也可以在监狱小卖部购买一百五十元的额外食品。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同时也是监狱的一项收入。建国常要我买一盒蔬菜饼干。他在狱中学英语，一位以“台湾间谍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常给他些指点。这台湾人的妻子离开了他，从没人来探视。此人特别爱吃这种饼干。 最初几年，我常会问建国他到底有没有挨过打或受过伤。“我和这里所有警官都处得很好，”他告诉我，“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进来的，从没有碰过我。我号子里的犯人全都互相打过架，除了和我。他们对我都挺尊重。”他还告诉我：点名时若喊他“犯人”，他从来拒绝答应，看守们也就算了。他反对这种称呼，是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他也拒绝干所有囚犯都得参加的体力劳动，比如包装一次性筷子或者类似杂事。但看守们也就随他去了。 一位家族朋友告诉我，建国可以通过医疗假释离开中国。我征询了建国很多次。他不愿意。“我不会离开中国，除非我的进出自由得到保证，”他坚持。我不再问了。建国再三提起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流亡海外的困境，在天安门事件后，他们失去了政治影响力。“一旦离开中国这块土壤，他们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建国说。但是，在窄小的牢房一坐就是九年，政治影响力又有多大──尤其是大多数国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 这话我终究没忍心说出来。中国大陆的媒体没有报道一九九九年C.D.P事件。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海外，也只是当时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和人权组织的抗议，但法轮功事件一出来，这桩公案很快就被淹没了。蹲了将近八年大牢之后，建国依旧坚定无悔，但早已被世人遗忘。 二、 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建国是长子。他七岁那年，父亲离婚，娶了我的母亲。尽管建国随我父亲，但是我和他之间相差八岁，童年记忆中关于他的印象非常模糊。按当时流行的习俗，建国上了一所寄宿学校，只在周末回家。瘦高而沉默的他，一直徘徊在我们家庭生活的边缘。 当时离婚在中国并不常见，无疑给建国童年留下了阴影。我母亲还记得，有时候建国回家睡觉，她听见他躲在被子里抽泣。多年后，建国在狱中书信中形容那些周末像是“去别人家里做客”，感觉自己像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林黛玉是古典小说《红楼梦》里的悲剧女主角，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舅舅家里，和自己的表姐妹们竞争爱情和关怀。但他母亲——我叫她钟阿姨——说建国从小就胸怀大志。钟阿姨第一次给他讲岳飞的故事，建国仰头看着她，含着眼泪说，“可我太小了，当不了岳飞！”她很震惊。“我没希望他当岳飞啊！”她告诉我。 也许钟阿姨希望建国成为一个学者。毕竟，这个男孩并非成长在军人家庭，他身边都是学者和艺术家。父亲是一个哲学家，钟阿姨从事歌剧研究，也是一名编剧。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副校长，母亲是画家，曾拜师齐白石。但建国在一封狱中来信里却形容小学生活“平淡无奇”。给他留下生动记忆的只有一件事：一个周日下午，他在走回学校的途中遭遇暴雨。他用热烈的语言回忆了一路上怎样和狂风暴雨搏斗，在天地茫茫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他全身湿透，却感受着滚滚雷声和金色闪电之壮美，以及最终到达学校大门时心头的狂喜：他战胜了漫天暴雨狂风，而且是独自一人！ 建国不仅阅读量极大，并且是一名出色的围棋手。十三岁的时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北京一所精英寄宿学校：人大附中。但他天性桀骜不驯。学校生活太多限制，他却不喜屈从琐屑的权力。在这个阶段，他开始崇拜毛泽东。他认真阅读了毛的传记，试图模仿伟大领袖：冬天冲冷水澡，读哲学，思考，和朋友们辩论政治和社会的大问题。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动是给学校领导写信，攻击死板的课程设置和小资情调的内容。建国至今为此自豪：在文革爆发之前，他就已经挑战体制，而且是单枪独马。 我的温馨童年也随着文革的暴风雨结束了。父母被打成“臭知识分子”和“反革命”，家里被抄得底朝天。我按照新政策就近入学，小学里大都是工人子弟，下学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学冲我扔石头，甚至从楼顶上朝我家阳台上丢粪便。建国却在社会动荡中茁壮成长，成为学校里一派“红卫兵”的头儿。他很少回家，回来时则全副红卫兵时髦打扮：褪色绿军装和军帽，衣服口袋上别着毛像章，臂上戴着红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话中的人物。见了他我有时羞涩得说不出话来。 两年以后，一九六八年，建国和一群红卫兵去了内蒙古。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中国农村。我父母为他饯行：记得那天家里挤满了红卫兵，高谈阔论，大笑，吃东西，我母亲煮了一锅又一锅的面条，父亲坐在书房里沉默地看着这些年轻人，好像坐在别人的房子里。十七岁的建国显然是核心人物，举手投足就像一位战争前夜的年轻指挥官。他告诉朋友们：父亲的藏书里，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很多书就此被“借走”，包括我母亲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书《包法利夫人》，此后再无影踪。 钟阿姨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她告诉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 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去了农村，但并非人人都有真信仰：有一些迫于压力，要表现自己的“革命热情”，另一些则因为城里无业可就。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令人震惊，大部分知青都幻灭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热度减退，知青纷纷回城，当工人，或者到大学读书，不过当时读大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看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现。 建国不在其中。他在内蒙古农区干了七年，当了村长，很受农民欢迎。他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喝起白酒来抵得上当地人。他和一个北京同学结了婚，她为他留了下来，两人一起在农村过着自己的日子。村民们虽然对建国尝试的各种“革命实践”毫无兴趣，他诚实温暖、慷慨大度的个性却赢得了他们的友情和爱戴。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建国的女儿出生。建国为她取名“继红”。接下来的几年对中国来说是转折关头：邓小平开始掌舵中国，使它转向改革开放。废弃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人之一：当时我下乡不满一年，这个转变来得恰是时候。但建国似乎仍旧执着于以前的时代。他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镶上黑纱，悬挂在家里墙上，他常常在像前独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后来告诉我，大约有两年时间，建国都在悼念毛泽东。 建国最终接受了当地县政府的一个职务，为县委书记巴图工作。起初巴图很赏识这个北京小伙子的才干，可建国后来却批评起巴图来，认为他的一项政策损害了农民利益。在县里一次千人干部大会上，建国当面指责，让巴图下不了台。他很快被免职，在审查中被定为“四人帮走狗”。他被隔离关禁闭，只能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两年后，巴图升迁它地，建国才被放出来。他在地方上先后当过各种小干部，但从此再没受到提拔重用。 一九八五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比较文学，暑假回国时去内蒙看他，坐了十八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才到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小车站。在车站等我的那个人，看起来和其他赶着牛车卖瓜卖土豆的当地农民没什么两样。他穿着很土，一口当地口音，甚至养成了没事就蹲着的习惯。他的动作和眼神迟缓，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久居一潭死水的穷乡僻壤的印记。 建国的妻子最终说服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八九年初了。她是个实际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辈子在农村过穷日子的命运。是她在贫困的岁月里把建国最后一件红卫兵纪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们那个造反派标记的旗帜缝成了被面。现在她决心不让女儿变成农民，可对于建国来说，返回北京等于给他二十年的精神历程划上了屈辱的句号。改造农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虚妄的幻想。他没有改变农村，自己却被改变了。 建国回到北京没有几个月，天安门的学生游行就开始了。每天去广场听演讲和唱歌，看新一代学生造反派在行动，建国既震动又感动。二十年前，“红卫兵”的神是毛，而现在的理想青年们穿着牛仔裤和T恤，树立了一个新雕像：民主女神。 我那时住在北京，每天都去广场。我们碰到的时候，建国很少说话，不过看得出他内心思绪万千。一天下午，我去见一位广场上的活跃人物，约了他一起去。朋友对我笑脸相迎，请我进他们的帐篷，一群学生领袖正在里面开会。建国跟在我身后刚要进去，朋友却皱着眉头拦住了他：“不行，你不能进来!”我解释说，这人是我哥哥。朋友听了大吃一惊。北京生北京长的建国，如今看起来却像一个十足的乡巴佬。而一九八九年，领导民主运动的是城市精英。我朋友的势利态度明确告诉建国：靠边站吧，这可不是你的革命。 没过多久，那场革命不再属于任何人。天安门抗议者们在六月四日的遭遇，表明了公开挑战体制的人会是什么下场。屠杀之后，所有政府官员都被要求去看望几位住院士兵——“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英雄”，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小说家王蒙，称病住院躲过这一要求。他迅速下台了。 在那个春天，《人民日报》记者们曾在长安街上举起过一幅著名标语：‘我们不想再撒谎！’那个时刻弥足珍贵，它表达了群体的勇气。两个月后，他们被迫再次撒谎。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向我描述六四后的清查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每个部门都要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说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么，然后对官方的结论表态。他回忆起十七年前那个场景：“每个人都照做了－－没有人敢说不。那种耻辱你能想象吗？我们所有人马上被彻底击垮了。” 在记者和知识分子中间，短暂的兴奋变成了压抑和恐惧。很多人退出公共舞台，转向私人生活。（有一些，比如我，去了美国或者欧洲。）很多学者转向冷僻的研究，于是在19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我的一位朋友，某杂志主编，曾经主持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论坛，此后一段他把注意力转向古典音乐和饮食研究。 建国对共产党和毛残存的信仰在六月四日彻底崩溃。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他进入了一个漂泊时期。 三、
开黑车的司机是一个敦实的男人，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粗犷的脸，穿一件油乎乎的便宜外套。三年前那个下午，我走出监狱小卖部时，他正斜靠在一辆捷达车上抽烟。我是那天最后一个离开的探视者。他看到我，就猛吸了最后一口烟，甩掉烟头。 “幸好你还在这儿，”我进车之后对他说：“否则我就得走很远去坐公交车了。” “我等着你呢。”他边发动车边简短地回答。 我告诉他我在城里的地址。他说：“三十块钱。”我说行，我们就上了路。在那条长长的沥青路尽头，车向右拐弯，开过大堆的建筑材料上了一条公路。从后视镜里看得到不远处一排高大的筒仓耸立在天空下。尽管离城不过40分钟的车路，这里到处都是旧工厂、瓦砾堆、工业垃圾、面临拆迁和“发展”的半荒芜的农庄。我十七岁去插队劳动的村子离此不过几里路。 和每次探视之后一样，我的情绪疲惫而孤僻。我合上双眼打起瞌睡来，直到一阵尖利的喇叭声把我惊醒。睁眼一看，四周都是汽车，我们已经下了高速公路陷进市区的车流中。车几乎是在蹭着走。大约是下午四点，堵车高峰期开始了。 “你探的是你哥哥吧？”司机忽然问。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司机：“你怎么知道的？” “噢，我跟二监的人很熟，我父亲以前在那儿工作。你哥是民主党的，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 “知道，他们想搞多党制嘛。他判了几年？” “9年，他已经坐了一半了。” “有没有减刑？” “没有，因为他不肯认罪。” 司机朝窗外啐了一口：“他们根本就没罪！但是坐牢管什么用？他有没有跟吾尔开西他们联络联络？” 我吃了一惊：吾尔开希是八九学运中一个很有煽动力的学生领袖，在美国流亡数年之后，现在住在台湾：“当然没有！他们怎么可能有联系？” “那你肯定认识一些外国人吧？你应该叫你哥哥出国，和那些在美国和台湾的人聚聚。最重要的是得弄点枪！你怎么才能打得过共产党？只有武装斗争啊！” “您这观点倒挺有意思，”我试图掩饰自己的惊讶。“不过那样一来中国肯定又要流血打内战、天下大乱。” “那才好呢！”司机说。 我很震惊：“可真要打起仗来，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老百姓吗？” “老百姓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受害者了！”司机回答说，一脸愤怒。“你就看看北京吧――当官的和富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倒霉日子。”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我们堵在长安街上，司机跟我说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在一个工厂里干了二十多年，开始当车工，后来当卡车司机。几年前，工厂破产倒闭，所有工人被解散，只得到了微薄的遣散金。 “他们总得给你一部分医疗保险吧，”我说。我想起我的三个高中女同学，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们以前都是工人，都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厂子倒闭被遣散，但后来他们全都找到了新工作，钱比以前挣得还多，其中两个甚至还买了房子。 “那保险屁都不值！”司机回答。“真生了病根本报销不了。我现在就怕得病，一病就完蛋了。给他们干了20多年，现在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给打发了！”他又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看城里这些高楼，满街的餐馆，都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什么都买不起！” 在长安街的两旁，新的高楼大厦和巨型的广告牌屹立在晦暗的天空之下。要论建筑和设计，这个新北京的大部分外貌就像实现了某些地方官的现代梦。北京城里显然有很多钱，很多人生活得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贫富鸿沟也拉大了。我想，建国这种人也许正是这位牢骚满腹的司机这种人所期待的领袖吧。至少他们可以聚集在社会公正的旗帜下，发泄自己对中国现状的愤怒。 四、 尽管六四屠杀唤醒了建国，那一年他却面临着更紧迫的事情：他得谋生！从法律上说，建国和他妻子都是没有身份的“黑人”：没户口，没房子，没工作。更糟糕的是也没什么技能。有一段时期，他们投靠亲戚，在建国的弟弟建一开办的一所成人教育学校里做临时工。建国看大门，他妻子当会计。学校办得挺成功，主要是做英语考试的补习课程。六四事件之后，学英语变得更热门，TOFEL成了申请外国学校的关键所在。建一很快富了起来。这个角色反转实在令人尴尬。两兄弟个性完全不同：在秉性严肃、胸怀大志、刻苦耐劳的建国身边，建一从来像个长了一张漂亮脸蛋的“小混混”：逃学、泡妞、有钱就花在下馆子和享乐上。但在九十年代的乱世里，游戏规则迅速变化，这位“花花公子”却如鱼得水。一开始，他想让建国帮他共同经营学校，但建国拒绝了：他宁可把时间花在阅读和思考上，看大门的好处就是有的是时间。“他老想救中国，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建一曾这样跟我议论建国。我真不知道建国给这么个弟弟打工干活内心到底是什么感受。 这份工作建国没做多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建国频繁搬家，从一处房到另一处，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大多是办公室和公司杂役。他似乎觉得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已经相当充足了，该试着干点大事了。一九九二年后，社会上刮起一股下海热潮，建国也开始折腾起一联串的生意。他倒卖过煤，办过炼油厂，还生产过一种新型稠酒饮料（我尝过，那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喝起来就像止咳糖浆），做过商业培训。但无一例外，他总以关门大吉或者辞职不干收尾。到一九九七年夏天，他被捕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有过好几回破产记录了。他的个人生活也很混乱，和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离了婚，又和稠酒厂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内蒙女孩再婚。这第二次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就和他的生意一起垮掉了。最后建国结束了动荡的生活，和他女儿继红住在了一起。 那时，继红早已改名为慧怡。这女孩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学习酒店管理，把时间都花在看通俗小说、和女友聊天上面，但她却是个极有孝心的女儿。一九九八年她毕业后，在高档的京伦饭店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马上把每月工资的一半交给父亲花。建国实在不是经商的料，这一点父女两人心里都明白。那年，建一病死于恶性脑瘤，把他在北京的房子留给了建国。建国总算有了一块可以称为自己家的地方。有了家，加上女儿的经济援助，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那年八月，我收到建国一封长信，笔调怅惘，充满忧思和怀想。建一死时年仅四十四岁，对建国显然是个震惊和打击。“他走了，我也更紧迫地感到人生的苦短，”建国写道。“昨天是我四十七岁生日，我剩下的二十—三十年也会一晃而过？”他开始回首自己的往昔： “我一生心强命不强。几十年来，我一直与命运搏斗，咬紧牙，不流泪。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民主理想，退党；为自由理想，辞职，再辞职；为爱情理想，离婚，再离婚。至今是一个在思想上、事业上、经济上、感情上的‘漂流者’……现在中国市场低迷、萧杀，企业多数不景气，中国也在风雨漂泊中，不知走向何方，吾辈何时才有揭竿而起的机会？” 我记得当读信时心底涌上隐隐不祥之感：建国一点没变啊。在一个四处出击、四处碰壁的生意人的内心，埋伏着一个造反者，他在等待着新的宏伟大业和又一轮时机的到来。 我并不知道，建国那时已经找到了他决心为之献身的宏伟大业。几年前，他遇到了一个叫徐文立的人，徐当年是铁路上的电工，也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民运老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解冻期，当时，在北京市区中心的西单路口，人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墙上张贴了各种油印的政论、海报、散文、诗，这些大字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和讨论，直到1979年末当局出来整肃和清除了西单民主墙。当朋友把徐文立介绍给建国时，徐刚在监狱里关了十二年被放出来。两人激情澎湃地谈论中国政治，但一开始他们也策划着一起做点生意。其中一个想法是开家租车公司。他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还自封了两个人在公司里的头衔：徐将任董事会的主席，建国任副主席。但这个策划后来也没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资最终没能到位。 一九九八年初，中国的环境异乎寻常地宽松——政府正谈判加入WTO；克林顿总统来访。于是各省各地持不同政见者的小群体们跃跃欲试，乘机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名字就定下来叫中国民主党（C.D.P）。徐担任了民主党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国担任副主席：当初经商没能用上的头衔，这回两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业上。不知是因为无比的英勇还是出于天真，民主党人们决定公开地做一切事情：他们前去民政局为C.D.P.申请注册，在网络上发表声明和文章，和外国记者交流。开头几个月政府容忍了这些行为，但克林顿走后没多久，六月，形势急转直下，第一波逮捕和审判开始了。徐文立被判十三年。建国虽未被抓，但每天有四个安全局的人跟着他。他接任民主党执行主席，并且坚持活动：他召开会议力劝剩下不多的C.D.P党员们稳住阵脚；他在网上发表声明，陈述他的政治观点并要求释放徐文立和其他被捕同仁。一九九九年六月，当警察最终逮捕建国时，他早已一切准备就绪。那一阵他甚至随身带着一支牙刷。 五、 “在日常生活里，英雄行为会显得不合时宜，”捷克异见人士Ludvík Vaculík在一九七Ｏ年代写过，“英雄主义只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会持久。”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中国印证了这些话。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仿佛恢复了正常。整个一九九Ｏ年代，新的市场改革启动了，人们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敛财富，党为了掌控公共话题设立了一套明确的导向（比如著名的“三T禁区”：天安门、台湾、西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精英群体分化了：一些下海经商，另一些——尤其是经济学者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家——以出售专业技能为政府或企业效劳。艺术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努力适应市场。 渐渐地，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产生了，正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一本书的标题所言：《告别革命》。这本书是由两位80年代的明星学者所著，一位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李泽厚，一位是文学批评家刘再复。这两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响极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终导致了八九学运。 这两人都卷入了天安门事件，结果九十年代两人都居住在美国。然而他们的新书却对激进分子和革命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回望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李刘二位观察到，激进的改革试验最终总是导致灾难或专制。中国太大了，它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不能速战速决。渐进地改良，而不是激进地革命，才是正确的途径。在另一篇文章里，李甚至列举了四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不可能逾越这几个阶段。换句话说，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两位聪明、理性并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多聪明、理性的中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共鸣，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却越来越不赞同激进改革的态度。尽管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内地精英的态度在九十年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的共识是由许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严重的派系纷争侵扰了流亡民运组织，使之濒于瓦解。而在中国，公众生活的基调是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说，先忘掉意识形态论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一方面，技术官僚进入政治局掌权，推进市场改革，同时，意识形态宣传家们留守中宣部，压制着批评之声。 这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得4亿中国人脱离了贫穷，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开始出现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成长于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潮流，远离政治。作为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他们都是“挺中派”，民族主义在滋长。至于“民主”，倒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会对这种问题有多少关注。 所以，当建国及其同道在一九九八年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线，也没有准确地估测到国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们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未与精英阶层进行沟通，连与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也极少联系。一些人，比如徐文立，有坐牢前科又坚持不服、拒绝妥协，结果被边缘化。他们具有勇气和信念，除此之外却乏善可陈。一些人，例如建国，曾去经商创业，试图做些“建设性”的事情，但一无所获。简而言之，他们是一批在新时代迷失的人。 起初去探监的时候，尽管建国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很在意外界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遭遇的反应，所以我Υ锔恍┪宜苎懊俚降摹罢嫦ⅰ薄Ｋ难劬崴嬷涣粒蛘呱裆亍５孀臗.D.P越来越少见于新闻媒体，我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艰难。二ＯＯ二年底，徐文立这位明星异见人士在圣诞前夕以保外就医被释放并立即飞到美国。这之后,有关其它C.D.P坐牢成员的报道几近消失。 有一次，在等候探视的时候我与另外一个家属聊了一会天，她是来看她弟弟的，他因为杀人被判了二十年刑。“他开了一个餐馆，别人欠他的钱，”她解释说，“他太年轻、太冲动。”她问我：你哥哥做了什么，当我告诉她原委之后，她惊讶极了：“组党？”她盯着我上下打量仿佛我讲的是一个外星故事：“咱们国家还有政治犯啊，我一点不知道！我以为都是为钱关进来的呢。”最后一次我在主流媒体看见C.D.P被提及是在二ＯＯ二年三月，那是《纽约时报》周末杂志的封面头条。这篇文章写的是我的朋友约翰?卡姆，他曾经是一个美国商人，后来变成了一个全职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家。此文以非常轻蔑的口气提到CDP，称它为“由几百个没有牙齿毫无打击力的成员结成的一个组织，所写的文章只是彼此读读而已”。 读到这段话，我的心都疼得抽紧了。被称作极权国家“颠覆者”，C.D.P成员们可以为此自豪。他们也可以原谅没有跟随他们站出来的同胞：他们之所以是英雄，正因为他们具备大多数人所没有的英雄气概。但对这讥讽他们无用而可笑的判决，他们会作何感想？这判决竟来自《纽约时报杂志》——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而他们正是为民主自由的理想牺牲了一切！一群无牙无力的人写文章给彼此看：这话够残酷的，同时也说出了真相。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无牙无力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他们的言论没有传播开去是因为这种言论在中国不被允许传播——但也许这些都无所谓。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我不知道是为建国感到难过还是生他的气――他怎么这样傻。他坐在他那间狭小的牢房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世界早已风云变幻弃他而去。 六、 “你不能说世界已经遗忘了他，”约翰?卡姆坚持对我说：“我就没有！我一直在关注你哥哥的事。”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北京一家酒店大堂里喝咖啡，约翰来访中国时在此下榻。 约翰?卡姆的中文名字叫康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人权推销员”。他曾任香港美国商会主席，是个收入优厚的商人，有专职司机替他开奔驰，有女仆和位于高尚住宅区的私宅。但在一九九Ｏ年代中期，他放弃一切，投身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他长年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频频会见两国高官权要，利用自己所有资源——无可争议的数据、广泛的个人关系网、连哄带劝的游说、名人效应、讨价还价——来确保中国政治犯这个话题不会被人淡忘。 约翰是个声音洪亮的大个子，有着平易近人的幽默感和天生的社交魅力。他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传教士般的使命感，言谈充满圣经警句般美妙的韵律。比如他会说：正义之河，急流直下，道义之川，强不可阻（意译）。对我关于探视建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约翰提出过很多意见和指导。如果说建国得到了比其他一些政治犯更好的待遇，这大概要感谢约翰的关注努力。但是，约翰也承认，在由各个西方政府及民间组织合力编辑的政治犯年度列表上，建国的名字已经消失了。我曾问约翰，假设他身处建国的处境，他会怎么做。约翰沉思片刻，给我讲了一个20世纪四十年代末麦卡锡时期，发生在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身上的故事。布莱希特当时住在美国，被美国众议院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布莱希特出庭作证，澄清他毫不同情共产主义，委员会为此感谢了他的“合作”。随后，布莱希特立即飞往欧洲，最后抵达东柏林，对他刚在美国传讯席上的反共证词毫不惭愧。“如果我被捕了，我会像布莱希特那样做的”，约翰对我说：“我会撒谎来保住我的小命。然后我还可以拥有我的生活！” 我叹息了。在我心中，约翰为营救那些他素未谋面的异国人士而放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实在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也会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来不至于陷身囹圄，为什么我哥哥却一定要如此固执？一点一点的剥去那堵墙，难道不比用你的头去撞它要更有实际意义么？ 我所听到过的对建国最严苛的评论却来自于他的生母。“这不是勇敢，”钟阿姨曾这么对我说，“这是狂妄和愚蠢。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问题是他并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以冲锋陷阵，但没有将军的才智。”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九五七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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